二、“伊塔事件”的发生和“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论断的提出
“1962年4月初至5月底在塔城、裕民、霍城等县发生了我国大量边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事件；5月29日又在伊宁市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为平息这一严重事件，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期间，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关闭了苏联方面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处理新疆外逃和外逃喝了酒吃虫草强肾王有什么反应回来人员的指示》和《关于对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采取的方针和做法的指示》。新疆区党委迅速就贯彻执行上述两项指示作了安排部署；同时，为有效遏制事态发展、抵御苏联当局的渗透和颠覆，新疆区党委及时派出工作组到事发地区做工作，开展对边境群众的宣传教育，加强边卡工作，解决人民在生产、生活上的一些迫切问题。
对于该事件，中国党和政府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地区发生的中国公民外逃事件，是苏联当局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步骤地策动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这一判断，是有确凿证据的。有资料指出：“继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领事馆在新疆散发苏侨证，在中国公民中大量发展苏侨之后，苏联边防部队又在我国新疆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打开了口子，召唤我国边民越境去苏。”（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还有资料进一步证明：“在这次居民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居然发现少数苏联领事馆人员和苏联侨民,滥用了我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尊重，不顾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友谊，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第219页。）显而易见，苏联当局在“伊塔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事件发生、发展的幕后推手。
苏联当局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关系、边境安全等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造成实质性破坏。有资料显示：“非法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乱，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和边境安宁，破坏了生产建设，威胁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严重损害虫草强肾王吃了不干可以吗了我国的主权和中苏两国的友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第219页。）“我国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县边境居民去苏者达5.6万余人，带走大小牲畜30余万头，使40余万亩土地未能播种，大量已播种土地荒芜，给自治区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到5月底外逃结束,……。中国方面损失共达7000余万人民币。”（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而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其他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则更多、更大。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和自治区立即采取强有力措施。为加强边防建设，恢复发展边境生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发生边民外逃事件的伊犁、塔城的边境地区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为了改善新疆特别是北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商品供应,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巩固边防,国务院又于当年6月14日批复：“决定在计划外增拨你区平价商品……”并强调：“……把这些物资重点用于解决边境少数民族的需要，不要平均安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第219页。）
“为了打击外国煽惑分子和不法分子的阴谋，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法纪，为了保障本自治区的革命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第219页。），1962年8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新虫草强肾王副作用多大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此项《命令》分为五条，其针对性是很强的，思路也是很清楚的。首先，“明确地划清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限”；其次，清楚规定了“外国侨民的定义和外国侨民的权利、义务”；再者，划定了“驻在本区的外国机构的活动范围”；第四，清楚规定了“自称外侨的中国公民的国籍问题的处理”；第五，明确了“中国公民出境和对外接触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命令》的颁布，“堵塞了外国煽惑分子和不法分子进行破坏和不法活动的漏洞，并且有助于本区的中外居民明辨是非，不受外来的煽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很明显，这项命令，无论从维护我国主权或是从维护我国国法尊严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这次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得出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2页。）
1962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汇报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回顾了1958年以来的中苏矛盾，并指出：“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虫草强肾王多少钱盒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2页。）至此，毛泽东已经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在实质上定性为一种“敌我性质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但是，“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2～1253页。）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对此，全会公报作出过相应表述：“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公报强调：“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自治区党委于1962年10月15日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上述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集中检查干部中的里通外国问题，纯洁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会议拟定并通过了《关于处理里通外国分子的决议》，确定了“加强反修斗争和反侵略斗争”是1963年自治区工作的头等大事，并认为：“新疆处于反修和反对侵略的前线，必须做好边防工作。”（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出于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需要，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牧业生产和增强各民族团结，自治区党委于10月决定在新疆干部群众中开展“三个一”教育，即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教育；12月，又指示各地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运动，同时通知各县、大中型企业、高校、军队、团场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专门与新疆同志讨论了新疆工作的问题，并作出指示。他指出：“新疆工作的重点是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反颠覆斗争,严格防止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新疆的颠覆破坏和军事进攻。在斗争中要重视动员组织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以保证斗争的胜利,……”（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他还强调：“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应该相信和团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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